元官印

    相傳元代用“八思巴”文字入官印；在用字上有如此的變化，眞可以說是不同文化類型互相影響的一個範例。在它之前，我們看到了唐代“胡字”入印；在它之後，又有淸代官印以滿文入印的現象。雖然這種種嘗試並未蔚爲大觀，但篆刻的并非保守，仍有一定的開放性格和接納能力，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用蒙文這樣缺少造型意識也缺少空間美感的文字入印，在印面上必然會導致相反的極端：製作者反而對造型施以更濃重的裝飾意匠。於是，強令先天不足的蒙文字母去屈從於官印的方塊格式—在方塊印章上排佈方塊漢字是一件自然的工作；但在方塊印面上分佈不方塊、因而也是非造型的蒙文字母，原有的自然却轉換成爲一種柄鑿不合的苦差事，則將蒙文九疊環曲實質上也只不過是無可奈何的權宣之計，想藉此多一些造型意識而已。故爾我們在元代官印中能看到一種表面上的方：線條鋪排、轉折挺拔的方的趣味；但却很難發掘出作爲造型美的方。前者只是提供一種浮泛感覺，後者却提供一種耐人尋味的審美範型。在馬背上打天下的蒙古人對篆書是絕對陌生的，就是對一般的楷書也是十分疏遠的。這種對篆書楷書的陌生，說到底也即是對悠久的漢文化的一種距離感。故爾儒生在元代比妓女還低賤；故爾蒙古官員會用蒙文入印—這實在是一種非常有趣的矛盾。又在表面上以征服者的姿態對漢文化不屑一顧、堂而皇之地以蒙文取代漢文字並以此炫耀；同時又在潜意識中隱含着尊崇漢文化自感形穢，因此不但在官印形制上步趨漢式，連用蒙文也不得不羞羞答答地盤曲以求吻合於漢制—甚至大量官印也還是不得不沿用漢字以使子民們便於應用。其間所表現出的自尊與自卑、表面形象與潜意識之間的極端心理，眞是一個十分有趣的課題。

    “益都路管軍千戶建字號之印”即是一方足以引起上述遐思的官印。値得注意的還在於：印背上署款爲“中統元年十月行中書省造”，元代中央有中書省主持政務，又於全國設十一行中書省管理路、府、州、縣行政，權力很大，則知此印亦非中央治印專職機構如少府監所製；竟是各地方最高行政機構的自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