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书法的鉴藏与流传

    我国书法艺术的变革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已启其端，而且越到后来越趋发达，尤其是南朝，书法更为风行。魏晋书法大都以碑刻为主，卷轴次之，因之只能鉴赏，不宜收藏。南朝讲求行押书，君臣之间、士大夫之间，吊唁、问病，婚寿相庆、鸿雁往来。其书法之臧否，成为雅俗之分野。既有鉴赏，势必就要从事收藏，而收藏的先决条件必须进行装裱，随之而有所记载，即后世所谓的著录。

    上溯到东汉末年，汉武帝创置秘阁，用以收藏图书；汉明帝雅好丹青，又创立鸿都学以收集天下的奇珍异品。魏晋以前的所谓秘阁、画室、鸿都学以聚集图书，其中的书法多为竹木简。曹魏西晋情况有所变化，书法的蓄藏有所增加，因为南朝诸帝王的爱好，促使收藏数量越集越多，尽管在改朝换代中不免遭到损失，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但从来未因之而不再搜求庋藏，反而变本加厉。东晋桓玄酷爱法书名画，贪得无厌，欲使天下的精品收归一人所有。后来桓玄收藏的许多珍品，全部为刘宋王朝所有，载入宫内。王僧虔《答齐太祖论书启》，为之鉴定古迹十一帙，分别优劣，“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学……辄率短见，并述旧闻，具如别戕”。僧虔列出十二人名单，只有名姓，惜无作品之名。南齐高帝萧道成本人也是一位书画艺术爱好者，他在收藏中进行了鉴定，分选出历代以来的名家作品，不论他们年代的先后，按照评定的优劣为等差，“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四十二人为四十二等，二十七帙，三百四十八卷，听政之余，旦夕披玩”。可惜大批名贵书画，至今没有一件流传下来，即是所记目录，也已没有只字保存，实在遗憾!

    梁武帝萧衍嗜书画更甚于前人。他精于鉴赏，搜求历代的书画名作，不遗余力。平时与他的臣僚如陶弘景、萧子云、虞稣诸人奏启往来，内容包括甚为广博，涉及品评、鉴定、装裱和欣赏。梁元帝萧绎才艺过人。他有点像后来的宋徽宗赵佶，庋藏的珍贵书画也远远超过前代。元帝在投降前命后阁舍人高养宝将名画法书和典籍二十四万卷付之一炬，结果只有于瑾在灰烬中抢救出书画四千多轴。虽然这一事件是令人惨痛的，但也说明了由于文化发达，书画艺术收藏的盛况，亦为空前。

    张彦远说；“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次者，此皆好事之病也。”梁中书侍郎虞稣在《论书表》中，对这一点讲得相当透彻，他说“大凡秘藏所录，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简帖；张昶缣素及纸书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缣素四千五百八十八字；李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钟会书五纸四百六十五字……又有范仰恒献上张芝缣素书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宝，潜采累纪，隐迹于二王，耀美于盛辰。别加缮饰，在新装二王书所录之外，繇是拓书(廓填)，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对王献之作品的装裱，大的数十纸，小的数纸，卷轴大小悬殊，令其整齐，删劣存精。一卷装裱的作品，其中有精粗之分，安排为“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是由于“人之看书，锐于开卷，懈怠于将半，既而略进，次遇中品，赏阅留连，不觉终卷”。虞稣发现梁内府收藏缺乏整理，建议“今各题其卷帙，所在与目相应，虽相涉入，终无杂谬”。还主张以作品之等级配以金玉画轴。“二王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轴五十卷，皆互帙金题玉躞，织成带(丝织锦类)。又有书扇二帙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井旃檀轴。又纸书戏学一帙十二卷，玳瑁轴”。自二王以下，分为三品，书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全用檀木轴。还有羊欣缣素及纸书，也选出其中精妙的作品，集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则用漆轴。这就已寓鉴定、分等级于装裱之中了。

    陶弘景在与梁武帝(萧衍)《论书启》中，讨论了作品的真伪。萧衍在答书中有“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俱非真迹。《太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陶启中则说：“《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以为有悟。”在鉴别王羲之作品真假方面，陶弘景认为“第二十三卷，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八条，前《乐毅论》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太师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书扇题屏风好体，其余五片，无以可称。《臣涛言》一纸，《给事黄门》一纸，《治廉沥》一纸，《后又治廉沥狸骨方》一纸，各四条非右军书。第二十四卷，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十一条……《黄初三年》一纸，《缪袭告墓文》一纸，《抱忧怀痛》一纸……十一条非右军书。”虞稣在每纸下注上应为某某笔，可见他是下了一定的功夫。

    梁武帝在书法艺术上是位尊钟、张的保守派，陶弘景只好屈从他的旨意，但又不甘心，所以说“微臣沈朽，不能钻仰高深，自怀欣慕”。梁武帝指责右军书“意疏字缓”，陶弘景则说是“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者”。此后所书，全为代笔通过曲折的方式表面恭维了皇帝，实则坚持了自己的看法。说到王羲之究竟有无代笔，陶弘景离王羲之不远，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陶氏之前，南齐王僧虔在《论书》一篇里，提到“张翼书右军自书表，晋穆帝(司马聃)令(张)翼写题后答右军，右军当时不别，久方觉云：‘小子几欲乱真!’”同书又记载“康昕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石道人作右军书货”。梁陶弘景未指出右军书的作伪者真名实姓，而早于梁氏的王僧虔竟为我们提供出张翼、康昕、南州石道人等专门模仿右军书者。张翼是在晋穆帝指示下给右军开个玩笑，并无它意，而康昕、南州石道人二位则类似于后世苏州作坊和北京早年后门造的一些以此为职业的人，靠做假书画卖钱牟利。对于二王书的作伪，虞稣在《论书表》中还指出：“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揉，莫之能别。”其中已涉及作伪方法。

    在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法书名迹中，虽或为真迹，或为临摹，或为廓填，或为拓片，但偶而从中也看见一些人的押署，与唐宋以后作品本身和拖尾上钤各种公私印玺完全两样。这在收藏、鉴别上是六朝以下的一个特点。这种情形，《历代名画记》中的《叙自古跋尾押署》说：“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但备列鉴识艺人押署。”南朝宋有张则三人，南齐为刘填、毛惠远二人，梁朝最多，有唐怀充、徐僧权、满鶱、姚怀珍等十四人，陈有杜僧谭等二人，北齐丁道矜一人，隋有江总、姚察、朱异等四人。在《万岁通天帖》中可以看到他们一些人的押署，在《曹娥诔辞》墨迹里也能见到。书中个别人的姓名，在作品押署时发现了差异，如徐怀充的“充”不是“允”。此虽细事，但可以对我们判断真伪起到帮助的作用。

    所谓押署指的是法书上的签名，正确地说，它只适用于南北朝书画作品上，张彦远把它扩大到隋，大体也说得过去，不过隋代以后大都在押署之外，加上年号的年月日，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发展。